问：怎样理解地方政府债务隐性债务中隐性的内涵？ 张明：在国际上，比较通用的政府债务分类工具是财政风险矩阵，这个工具将政府有关债务划分为直接显性债务、直接隐性债务、或有显性债务及或有隐性债务。
然而，俄乌冲突的爆发完全打破了市场参与者的预期。那么，2022年这轮美联储加息，究竟会显著冲击新兴市场国家还是冲击美国金融市场自身呢？目前答案尚不清楚。
所谓预期转弱，是指当前国内微观主体（包括企业与居民）对未来的信心不足，投资与消费意愿低迷。CPI增速与PPI增速的裂口达到历史上最高水平，而这种裂口意味着中下游企业利润空间受到成本端的显著挤压。而在另一些时候，美联储加息的结果是加剧自身金融动荡。例如，在20世纪80年代拉美债务危机、1997年至1998年东南亚金融危机爆发之前，美联储都曾持续多次加息。然而，由于俄乌冲突的双方均是全球范围内大宗商品的重要供给方（俄罗斯主要是原油、天然气与有色金属，乌克兰主要是农产品），两者之间冲突的爆发自然会导致大宗商品供给收缩，从而推动大宗商品价格一路上升。
更重要的是，从目前的发展态势来看，俄乌冲突很难在短期内完全结束。全球滞胀格局初露端倪 随着2022年2月俄乌冲突的爆发，全球可能步入新滞胀（Stagflation）时代。因此，要继续深化国有企业改革、做大做强国有资本，巩固其在专精特新、绿色低碳、乡村振兴等领域的竞争力和影响力，为引导资本流向、完善产业结构布局发挥重要的带动与示范效应。
进入专题： 资本 资本监管 高质量发展 共同富裕 。在事后问责阶段，要对违反公平竞争审查制度、妨碍统一开放市场形成、违背产业政策承诺等政府失灵行为进行严格倒查和责任追究，推进政府治理变革与市场制度建设紧密交融、相互促进，推动经济体制改革再上新台阶。首先，从投资领域来看，这一政策通过对有助于国家科技实力提升的重点产业领域给予广泛而全面的绿灯支持，鼓励资本在财政、信贷、税收等政策的引导下，大规模、持续支持特定领域的创新活动，有助于加快提升产品和服务的自主创新含量，夯实我国在全球产业链和价值循环中的地位。2015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推进价格机制改革的若干意见》提出，要逐步确立竞争政策的基础性地位，促进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市场体系建设。
第四，坚持法治精神与诚信精神，坚决抵制各类市场违法违规行为，主动维护公平竞争的市场秩序。2021年，双碳目标被正式写入政府工作报告，标志着我国可持续发展理念的进一步落实和深化。
生产过程只是为了赚钱而不可缺少的中间环节，只是为了赚钱而必须干的倒霉事。同时，要针对经济发展过程中出现的新问题、新业态、新领域，加快制定和完善相关法律法规，将以平台经济为代表的新一轮经济浪潮纳入统一完备的监管体系中。在欧美国家的发展历程中，资本的急剧扩张和垄断虽然推动了全球市场的形成和分工体系的建立，但也积蓄了严重的系统性风险。就现实层面而言，部分地区或群体对产业结构升级的规律存在一定的误读，认为服务业的比例扩张是经济发展水平提高的主要特征，将制造业视为夕阳产业。
（三）厘清政府与市场权限，激发经济发展活力 处理好政府与市场、社会的关系，是当前我国深化经济体制改革的关键，也是激发经济内生发展动力的重要举措。（一）坚持基本经济制度，发挥制度优势 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是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取得迅猛发展的重要保障，也是为资本设置红绿灯的根本制度依托。从投资规模和行为来看，近年来我国对电子商务、移动支付、共享经济等新模式、新业态给予了相当的政策支持和保护，而这些新业态的出现也拓展了资本的活动空间，见证了一批头部企业的诞生。进入工业化时期，资本代替土地成为具有始发性的生产要素，并显著扩大了经济活动的范围和影响力，推动资产阶级移除了横亘在其自然发展道路上的障碍物，完成了对农村的‘商业化改造（兰洋，2021）。
而资本只有一种生活本能，这就是增殖自身，创造剩余价值。（二）社会地、具体地认识资本的特性和行为规律 资本的生产关系属性决定了其行为逻辑不仅来自其一般的、固有的属性，还受到所处社会环境与行为主体的影响，因此，必须置于特定的社会经济制度中予以把握。
就过冷领域而言，许多涉及关键领域和核心技术的创新产业往往投资周期较长、风险和不确定性较大，更难获得资本青睐。再如，利用规则优势，加快资本与高端技术、数据的结合进程，形成更为隐蔽、不易识别的垄断优势，或以金融创新的名义进行融资套利。
在我国市场经济体制深入演进和高质量发展的现实背景下，深入把握资本运行逻辑、引导资本规范健康发展成为大势所趋。（四）倡导企业家精神，明晰主体责任 马克思曾在《资本论》中对资本家进行了尖锐批判，将其定义为人格化的资本，他的灵魂就是资本的灵魂。一方面，要在满足高质量发展要求的领域设置绿灯，引导资本可作为、应作为、善作为，不断拓展经济体增长潜力的上限。为资本设置红绿灯，正是为遏制社会财富的进一步分化、使经济发展成果更好惠及广大人民的纠偏举措，其作用主要表现在以下几方面。第二，将自身的运营理念与国家、社会的发展要求密切对接，依据现阶段对资本领域和布局的总体导向，结合地区禀赋和迫切需求，主动参与社会民生、绿色低碳等领域建设。新时代背景下，要继续坚持和完善这一基本经济制度，将制度优势更好地转化为治理效能。
原载《经济学动态》2022年第3期。但就消极性而言，资本也是现代性弊病的根源所在，其天然的逐利、扩张属性不仅诱发了资本原始积累阶段的种种剥削、掠夺行径，也直接引致了现代社会中的贫富分化、劳资纠纷、行业垄断乃至周期性经济危机。
2021年我国RD经费支出达27864亿元，比上年增长14.2%，与GDP之比为2.44%，科研创新投入强度不可谓不大，但资本流向的盲目性较强，投资领域的过冷过热现象非常突出。就积极性而言，资本相对于以往的生产关系而言都更有利于生产力的发展，有利于社会关系的发展，有利于更高级的新形态的各种要素的创造，因而资产阶级在它的不到一百年的阶级统治中所创造的生产力，比过去一切世代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多，还要大。
近年来，各国迫于疫情冲击和经济下行趋势，纷纷实行货币宽松政策，助推了资产价格上升和通胀压力，再次拉大了不同群体之间的收入差距，对我国的共同富裕目标提出了严峻挑战。更重要的是，资本的高度集中还可能导致大而不倒现象，诱发连锁反应，影响整个经济体系的稳定和长期运行。
已有研究认为，社会资本是我国由计划向市场经济转轨过程中形成的非正式制度，是对正式制度缺位时的有效补充，政府的融资补贴、税收减免、司法保护等措施有助于资本的培育和壮大（林志帆、龙小宁，2021）。同时，从政策资源向规则资源的转变，也反映了我国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规律的深刻认识和遵循。资本的根本目的是获取利润，但随着其规模的日益扩张，也会通过向政治、文化、社会等各个领域权力的渗透，实现经济权力的目标。2020年中央政治局会议首次提出强化反垄断和防止资本无序扩张。
这既反映了我国资本市场治理水平和力度的显著提高，也显示出现阶段资本违法违规行为问题仍非常突出。此外，随着要素市场化改革向纵深推进，工业、商业、金融、平台等各类资本形态日趋复杂化，倘若强化政府对资本的直接介入和管理模式，将更容易导致特定领域和行业的无效、重复投资，助长资本的无序扩张。
近年来，伴随着新冠肺炎疫情的长期蔓延，全球经济复苏乏力的表征愈发明显，在不利的国际经济形势下，我国许多关键技术领域的卡脖子问题日渐突出，极大影响了经济长期发展的韧性和竞争力。然而，产业创新并非企业家自身所能完成，更是一项牵涉政府、投资者、科研机构等多主体的系统工程，资本在这一全流程的链条中无疑扮演着不可替代的角色。
（二）壮大实体经济，增强经济发展韧性 巩固实体经济的核心地位和实力，是国民经济得以行稳致远的基石所在。而信用制度的发展和创新更是催生了多种形式的虚拟资本,推动了虚拟经济规模的扩张。
而通过结构性的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对资本流向施加引导，将有助于激发实体产业的创新动能，培育一批引领性、示范性强的行业标杆企业，特别是符合专精特新发展要求的中小企业，为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提供坚实的微观支撑。新时代背景下，应继续尊重和倡导企业家精神，促进各类市场主体健康成长、竞相发展，为经济高质量发展积蓄微观力量。从实践价值来看，这一举措对引领自主创新、壮大实体经济、厘清政府与市场边界、促进共同富裕等方面具有重要的先导和示范效应。另一方面，也要规范资本在经济体系之外的行为，警惕资本背后的权力逻辑。
一方面，要规范资本在要素市场乃至经济体系内部的行为，维护公平公正的市场秩序。这正是马克思进行资本逻辑批判的主要现实素材。
2021年，我国先后公布《反垄断法》修正草案、成立反垄断局，显示了深入推进反垄断治理、维护市场公平竞争秩序的决心和力度。为更好实现这一承诺，处理好生态文明与现代化进程之间的关系，应积极鼓励绿色低碳项目的长期投资，积极探索环保创新激励机制。
第三，传承和发扬企业家敢为人先、先行先试的创新传统，跳出重复、低水平的恶性竞争循环，加大资金和人才投入，着力攻克关键技术和领域，提升企业的核心竞争力。要真正做到尊重资本和市场经济运行规律，使红绿灯成为资本规范发展的加速器，而非资本健康运行的藩篱，就必须着眼于经济发展大局和远景，提供稳定的政策环境。
